美式保罗与巴啦啦4| 东西问·武夷论坛丨塔玛拉·普罗西克：集体主义如何增益中国与世界？

美式保罗与巴啦啦4：一部迷人的奇幻冒险

开头：
近几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发展，中国电影正在逐渐获得国际认可。其中，一部备受瞩目的作品是《美式保罗与巴啦啦4》。这部电影是继《巴啦啦小魔仙之魔法护照》之后的续集，故事情节紧扣前作，并将全新的美式元素融入其中。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介绍该电影的故事情节、角色设定以及其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影响。

第一段：重返童年的逃亡之旅
《美式保罗与巴啦啦4》讲述了一个充满奇幻冒险的故事。主人公保罗是一个平凡的中国学生，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巴啦啦背后隐藏的超能力。当保罗突然发现自己陷入危险的时候，他利用巴啦啦的力量制造出一个通往美国的时空隧道，希望能够逃离邪恶势力的追捕。在这个奇幻的冒险之旅中，保罗结识了一群来自美国的朋友，并与他们共同寻找生存与复仇的机会。

第二段：融合美式元素的故事情节
《美式保罗与巴啦啦4》将中国文化和美式元素完美融合在了一起。在故事中，保罗在美国结识了不同种族的朋友，他们拥有各自独特的能力和文化背景。在互相帮助的过程中，他们超越了种族和国界的隔阂，形成了强大的团队。同时，影片中交织着中国武术、功夫舞以及西方魔法的精彩表演，使观众充分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第三段：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影响
《美式保罗与巴啦啦4》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在国内各大院线上映，同时也在北美和其他国际市场播放，赢得了海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这部电影以其新颖独特的故事情节和强大的视觉效果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发展。同时，该片也拓展了国内电影对外输出的新途径，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供了新动力。

结尾：
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崛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优质国产电影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为观众们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美式保罗与巴啦啦4》作为其中的一部代表作品，通过奇幻冒险的故事情节和融合中西方元素的创意，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让我们期待续集的推出，同时也为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带给观众更多多样化的选择。

　　中新社福建武夷山3月22日电 题：集体主义如何增益中国与世界？

　　——专访莫纳什大学高级研究员塔玛拉·普罗西克

　　中新社记者 顾时宏 王宗汉 徐皇冠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而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文化选择则为世界所关注。

　　两种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为何说集体主义文化增益中国与世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高级研究员塔玛拉·普罗西克，在福建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等主办的武夷论坛系列活动期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集体主义概念出发，分享其对中华文明的理解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位哲学、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高级研究员，你为何关注中华文明与中国的发展？你怎样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塔玛拉·普罗西克：于我而言，社会主义中国代表着世界的未来，这是我为何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如此感兴趣的重要原因。我并非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从理论与经验出发，我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等诸多方面所选择的实践道路。

　　我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故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中国于我有种熟悉的感觉。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独特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我正在不断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这一过程永无止境，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批判性对话不断发展的过程。

　　我认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容的、辩证的。这一点与西方不同，西方的霸权主义思想秉持一种本质化、非辩证的立场，在这一立场中，任何对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模式的抵触，都被视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中国则从理解、允许多样性、求同存异的立场出发。辩证法不仅包括对立面的斗争，还应有通过扬弃达到互补与统一。

　　中国对此深谙于心。这种理解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来源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以一种建设性且包容的方式出现，带有辩证性。例如，中国传统园林天衣无缝地将自然与文化、人文因素之间的对立性和多样性相结合，同时不破坏各自的独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传统园林就是中国带有建设性、包容性与对话性的辩证思维的外在体现，而这样的辩证思维推动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提倡“共赢”方式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描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的世界愿景等。中国坚持通过包容、辩证的方式去思考，并寻找和而不同的解决方法。这种辩证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华文明遗传密码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文明的另一个特点是集体主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跨文化研究角度来讲，这也是世界大多数文化所拥有的特点。换言之，中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并嵌入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但在文化特点上有所不同。集体主义与中国辩证的包容性相结合，在世界舞台上具有重要意义，与个人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人主义是少数西方国家典型的文化特征，且这些国家热衷又不加区分地通过各种手段，试图使其成为普世价值观。

　　中新社记者：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特点是什么？

　　塔玛拉·普罗西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描述文化特征的术语，可以广义地定义为一种文化对个人或集体的聚焦和取向，反映出的是规范社会体系的价值。评判一个国家倾向于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取决于个体融入集体的程度。

　　对于个人主义而言，个体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人主义强调“我”的观念；社会凝聚力较低，人际交往以竞争为特征，利己主义、自我中心成为常态。而集体主义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个体一生都牢固地融入较小或较大的社会集体，注重“我们”的观念；社会凝聚力较高，人际交往以合作和利他为特征，集体成员之间存在相互义务。

　　中新社记者：你为何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

　　塔玛拉·普罗西克：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理论，主张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也主张全人类的经济解放。它从人类是“社会人”的立场出发，认为人类可以是一个个“个体”，但只有在与他们共同生存的“集体”中才能发展。

　　有人可能会认为人类是自给自足、自利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但人类并非只是简单的抽象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使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如果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完全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如果中国人民不相信他们必须共同努力、共同合作才能实现繁荣，那么中国现在取得的一切发展成果将不可能实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坚持各个层面的个人主义，但迄今为止，这样的道路尚未给人类的大多数带来荣景。最新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与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鼎盛时期一样严重。事实证明了在摆脱贫困方面，西方新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并无成效。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根源何在？有何优势？之于世界的价值何在？

　　塔玛拉·普罗西克：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植根于传统与现代。最近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与全球文明倡议，就像中国的传统园林一般，以一种让他国容易理解的方式，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如同中国文化的其他特征，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并非要将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强加给其他国家。中国的集体主义向世界所有文化、政治体制与生产方式保持对话和开放，能够超越国界、跳脱自身的文化特点进行思考，并准备与他国合作，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我最喜欢的汉字词语之一便是“仁慈”，英语一般将其翻译为“benevolence”，但这种翻译远不及其蕴含的丰富语义。中国的集体主义就是一种“仁慈”，并能向世界展示如何做到“仁慈”。这也是其优势所在和对于世界的价值。

　　中新社记者：在你的研究中，尤为关注中国在集体主义文化与思考中提出的国际秩序，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倡导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的全球文明倡议。你为何说这是应世界之所需？

　　塔玛拉·普罗西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西方所设计的“没有规则的”而非“基于规则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秩序，并没有减轻世界的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而只是用比一个世纪前更为隐蔽的方式重新殖民世界。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像以往那样直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和掠夺，但却仍持续以“发展”为幌子，通过强加许多典型的西方政治、经济实践以及文化价值观来进行剥削。

　　这种公式化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考虑到当地的物质条件，以及文化、经济、政治实践和社会价值观，注定会失败。其意图是为了产生快速利润，而非普遍繁荣。

　　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则注重区域条件和当地需求，通过互利的物质和非物质项目带来发展，旨在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起来，并鼓励跨文化理解。中国是一个有原则也守规则的国家，尊重他国主权，并将每个国家视为平等伙伴。

　　历经三十年的西方式无序与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后，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证明了中国正在昭示通往世界繁荣的道路。中国通过行动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实通向那样的未来——它在极短时间内消除了贫困，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增长引擎，是一个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繁荣、和睦相处的国家。这种繁荣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国家发展方式的部分扬弃。只有认识到在世界语境中个人主义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畸变”，而非是一种文化成就，西方国家才能因此受益。

　　作者简介：

　　塔玛拉·普罗西克，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哲学、历史和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她出生于前南斯拉夫联邦，研究领域涉及比较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聚焦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宗教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研究，如东正教在俄国革命时期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已发表相关研究领域论文多篇，并准备出版一部相关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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